一、发展道路的实践内涵（上）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有他们的梦想，有他们基于美好梦想的精神，而发挥这种精神动力去实现理想，需要有正确的道路。那么，概括起来说，什么是21世纪的中国道路呢？（1）调整城乡、产业和企业结构，转变发展模式。顺应中国最大的城市人梦的要求，加速推进城镇化，发展服务业，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创业及就业与城镇化互动，从而改变由于城乡、产业和企业规模结构扭曲导致的就业困难、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率低和城乡及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大等问题。（2）实施赶超型科技进步战略。在科技进步方面，逐步放弃模仿和跟随战略，采取同步战略，或者赶超战略，利用中国制造成本和研发成本都低，人力资本规模越来越大并质量不断提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市场规模大等这样一些优势，在产学研之间，在技术—小规模生产—产业化等之间，形成科技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通过科技快速进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解决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大的制约，使其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3）克服利益梗阻，坚定地推进改革，形成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需要坚定而有魄力，果断推进资源价格、财政税收、土地、金融、国有经济等体制改革，下决心解决一些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抑制创业就业、导致两极分化的深层次体制问题，经济改革是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梦的必由之路。（4）深入推进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体制改革。前面已述，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中国人不仅有物质生活之梦，还有精神生活之梦。加快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处理好中国二元结构转型过程中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关系，坚决并逐步地推进党内民主，行政体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人大和政协及立法体制，司法体制等方面的深入改革，发展社会组织，发挥好宗教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改革形成自由、民主、公平、公正、平等、正义，人们心情舒畅，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和谐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
从经济学角度，从政治和社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角度，从发展道路作用的角度看，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道路是什么呢？发展道路，简单说，就是在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过程中，是怎么做的，走了什么样的道路。从这些意义上讲，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的发展道路应当包括以下这样一些内容。
经济发展过程中，推进城市化的途径和办法。如果要实现现代化，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要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提高城市化的水平。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城市化。主要是怎样转移到城市之中？他们到城市中干什么，怎样居住，农民怎样在就业、资产、收入等方面退出农村，而进入城市，如何解决退出和进入的障碍？如印度和拉美城市化模式，人口是自由迁移的，通过低成本的贫民窟、农村小农经济的破产、农民到城市中大量的非正规就业，容忍两极分化等途径和方式推进和实现了它们的城市化。而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推进城市化的途径和办法却与之不同。它们的人口也是自由迁移的，在发展之初，也有一些贫民窟，但是，一是其土地制度使得农民退出农村的利益不受损失，退出机制顺畅；二是移民到城市能找到工作，并且收入增长较快，有购买和改善住房的能力；三是政府控制了土地和房价的上涨，在土地和房价上涨之前，基本上解决了移民到城市中居民的住房，尤其是韩国政府支持居民建设了大量的住房，解决了大量的移民的居住需要。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通过较为体面的方式，实现了城市化。而中国城市的途径与印度模式、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都不同，人口不能随意自由迁移，农民退出农村的资产损失较大，城市中不允许贫民窟存在，但房价太高，其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住房价格的上涨，最后形成的结果是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大部分农村拟迁移的人口不能最终留居在城市之中。可以看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城市化途径和方式。
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以及产业升级的道路和办法。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工业化。比如，前苏联、中国等国家，都通过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压低农业产品价格进行工业资金积累，来推进工业化。这种工业化模式，导致高积累，积累及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而有的发展中国家，则是顺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加上政府的引导，从轻工业发展开始，再发展重化工业；没有损害农业的发展，而是以轻工业的发展为重化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再如，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类国家，重视教育，强化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知识和技术进步在工业研发、设计、改造、升级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其工业和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而另一类国家，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忽视教育、知识和技术的作用，不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特别是中国，曾一度排斥教育和科技，教育、知识、科学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弱，工业及其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低下，位于世界工业化质量不高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还比如，有的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过程，采取主导部门先行发展，再发展其他关联部门的战略，先发展产业，再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战略；有的国家和地区，则采取了各类工业齐头并进发展，产业和基础设施同步投资和协调配套的战略；也有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先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再进行产业发展的战略。这些，都是不同的工业化及其产业升级模式。
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要素利用和企业规模结构模式。一个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从要素结构方面看，推动经济增长需要有劳动、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等要素，但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各种投入的要素之间，有不同的组合；从企业规模结构看，有的国家的地区，以投资和建设大企业推动经济增长为主，有的国家和地区大企业和小企业同时发展推动增长。当然，一个国家和地区，有其不同的要素禀赋，如有的国家和地区地多人少，土地资源多；有的国家和地区石油资源多，用石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有的国家和地区，人多地少，则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以充分利用劳动力要素；有的国家和地区，人多地少无资源，则重视教育、知识、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要素，推动经济的增长。不同的要素利用发展模式中，各种资源的组合和消耗不同。
一、发展道路的实践内涵（中）
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往往热衷于工业化大项目和大企业的投资和建设，特别是像中国，由于考核干部政绩及其财政收入的税制设计，投资和建设大项目和大企业，GDP和财政收入增长见效较快。但是，偏重于大项目和大企业的投资和建设，忽视小企业的发展，往往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放慢，劳动力要素不得其用，劳动参与GDP创造和分配能力下降，最后导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GDP的国家企业和个人分配比例失调，大企业创造的财富严重依赖于出口的消化，经济增长的外向依赖程度较高；并且，小企业数量相对少，实际失业率高，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多，加上大资本大企业所有者分配财富能力强，造成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而与此相反，大量发展小企业，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东亚发展模式，则避免了偏重发展大企业和忽视小企业发展带来的这些问题。
推进现代化，是选择集中的发展模式，还是选择分散的发展模式？过去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重视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型，但忽视了转型中集中与分散发展形式导致的不同结果。城市化为什么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趋势呢？经济发展，就是人口、劳动力、其他生产要素、生产力、市场等，在地理上集中的过程。但是，人们在发展过程中，对于集中与分散的区别及作用和副作用，在发展经济学方面没有研究清楚。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曾经分析过转移劳动力就业的模型，结论是要加大发展农村，即发展分散经济，让农民在农村和农业中就业。改革开放初，一些西方学者到中国向当时的中央领导建议，中国经济发展不要再走西方城市化的道路，应当分散发展，重视农村，推进农村工业化。从我们自己的发展来看，一是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发展的扶贫上，搞村村通路、通电、通水等；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应当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二是曾经提倡农村工业化，一村一品，开发区到处都是，工业分散布局。在这些方面，走了分散发展的道路。
但是，从经济学的分析看，集中的发展方式，往往是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大工业的企业需要规模经济，以降低固定成本；人口需要向小集镇和城镇集中，形成第三产业发展的市场半径和容量；人口，包括农民需要集中并多层居住，以节约土地，并降低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工业企业需要集中，以获得外部经济，降低提供电力、道路、仓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外部成本；产业的集中，带来分工和协作的便利，信息可以共享，往往形成有聚集效应的产业集群；人口和工商业集中，污染可以集中处理，使污染规模化处理，减少污水管线投资设施，环境保护的投入成本降低、效益提高；农业耕地需要集中规模化种植，以便于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并且降低农业生产的分摊成本。
因此，发展经济学需要创新，需要对发展在集中与分散的方式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也需要有经济发展的集约观念，有规模经济、分摊成本、分工与协作、外部经济等这样一些经济学的意识，以使经济社会转到节约资源、减少投入、增加产出的集约发展的方式上来。
是传统的城市化模式，还是现代的网络体系性城市化模式？发展经济学要与时俱进，随着交通、通信和电子网络技术的进展，二元结构的转型从简单的农村到城市，演化为从农村社会转向网络型城市体系的转变，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向知识、技术和网络经济转变。从空间上看，分析二元结构人口和生产力的网络式转型，需要对网络经济的内涵重新进行定义。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城池式的手工业和低级商业经济，都是在相对小的自然和封闭体中存在。从空间上讲，这种经济状态可以称之为互不联系的隔离式和散点式的经济。但是，网络也在这些社会中发育和生长着，如出现连接村与城池的小路，修建城池与京城的驿道，开挖运输盐粮的运河，及利用自然的江河来水运等。然而，这些初始的低级网络并没有改变经济总体上的隔离和封闭性质。
现代经济是网络经济。网络的经济性质是由什么形成的呢？网络具有三元素，即互联线、在网线上的流动物和被连接的结点。当各结点之间的人、物、能源、信息等流动物在线上互相交流时，会发生线的运送成本。城市网络体系，其经济动力在于，网络运行的结果，使其成本最小化，产出最大化。
公路网、高速公路网、铁路网、电力网、油气管道网、水运网、航空运输网、自来水网、邮政服务网、商业网、煤气管道网、固定电话网、移动通信网、闭路电视网、金融服务网、国际互联网等，都是近代到现代网络经济的形态。而由各种流动物体交通连接方式和其集中的结点形成的城市网络体系，则是各种网络形态组合形成的空间复合网络经济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高度重视网络与城市体系的建设，形成城市带、城市群和城市圈，以及大中小城市成体系的网络式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活消费方式。消费方式通常是指人们在生活中消耗物质资料、精神产品和劳务的方法与形式。它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个人消费，二是公共消费。这两种基本的消费形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消费方式具体包括消费习惯、食品结构、衣着状况、居住形式、出行方式、保温取暖渠道等。
消费方式受到多种制约因素影响。首先，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生产。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会有什么样的消费方式。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的消费方式还没有能脱离动物消费的痕迹，消费方式处于低层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消费资料的丰裕，消费工具、消费方法和消费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消费方式开始向高层次迈进。但是，另一方面，消费方式又受自然因素的制约，因为人们的各种消费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人们消费活动借以进行的生态环境，经济学称之为消费环境。消费环境对人们的消费活动、消费质量、消费主体和消费客体影响极大，消费环境的状况直接制约着宏观消费模式，包括消费结构、消费方式的合理化。所以，消费方式一定要从本国、本地区的消费环境出发，也就是要考虑生态环境可以承受的消费度。如果不尊重国情，简单地模仿、攀比和追求一些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其结果将会带来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态环境的失调以致造成危害更大的污染；反过来，又会使消费质量下降。
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少、生产力水平低的基本国情特征，在消费方式的选择上应当注意：第一，杜绝浪费性消费，提倡节约型消费。这包括消费资料的节约和消费领域中个人劳务消耗的节约，应当讲求日用消费品的质量、实用和耐用性，尽量缩小一次性消费的范围。在全社会推广节约型、节水型的低度消耗资源的低碳消费生活体系，减少高能耗、高用水、高原材料和生产资料消耗型的消费。第二，注意食品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在饮食结构上不宜不加区分地普遍提倡以动物性食品为主，仍应坚持以植物性食品为主或动植物食品并重的膳食结构。若以动物产品为主，动物的饲草和饲粮将会加重草原的载畜负担，增加对粮食的耕地需求，引起土地在草、粮、林产业间的分配之争，加剧土地沙化和生态失衡：第三，居住方式和出行方式的合理化。宜提倡相对集中的居住方式，发展公园、公共娱乐场所，不宜提倡分散居住建造私人别墅、花园等。宜提供自行车、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方式，不宜鼓励单人小汽车出行方式。这样既可以节省土地又可以降低能耗。我国的经济发展条件和人口众多、能源紧缺，制约着个人小汽车出行方式的过量发展。同时倡导相对集中的居住方式，还有利于集中供给气、热、电及处理污水、污物等，减少污染，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
生活消费方式，反作用于生产方式，是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强调生产方式的转变，也要关注消费方式合理化的至关重要性。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可持续模式。关于发展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人口自然膨胀，无限度地消耗资源、生态和环境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人口增长过快，土地、草原、森林、水和矿产等资源的承载力与人口的需要之间发生矛盾，土地沙化严重；资源遭受破坏性利用，特别是一些不可再生资源枯竭；生态失去生物的多样性，生态链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水中有毒物质增加，空气中粉尘和有害气体增多，城市和乡村日益增多的有害垃圾没有得到处理，工业、交通和生态噪音不断；臭氧层空洞扩大，海洋受污染，等等。
另一种是可持续发展模式，是指当代人不以消耗甚至破坏下一代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生态和环境为代价而谋求发展，保持生物的多样性，使资源可以得到永续利用，生态和环境适于人类居住、生活和工作。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可持续性意味着维持乃至增加人类福利的自然资源基础。换言之，各类自然资源在发展过程中不发生储量下降和其他类型的损失，这才是可持续性。
经济定义不回避某些可耗（非再生）资源终有一天会被用完的可能，也不主张将可更新资源储备起来。可持续性简单的经济定义是，把自然资源基础保持在某一水平，使未来时代至少能获得与当代同样的产出。这就要求再生性资源的更新能力不至于下降，非再生性资源或其储量能够稳定，或能得到其他资源的有效替代。此外，还要求净化污染的能力与污染排放之间达成平衡。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知识的进展，人力资本的增长，产业和生活的技术进步会创造新的资源，会解决污染，寻求积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发展道路的实践内涵（下）
因此，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在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发展模式之间进行选择，要利用产权、价格机制、税收杠杆、技术进步、可持续发展教育等方面做出努力，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外关系模式。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它的工业化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要与外部经济相联系，根据程度不同，可分为内向发展模式和外向发展模式。与之相应，在国内发展与对外联系的关系上，有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道路，也有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道路。早期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结构转型期的经济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计划经济为宜；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拉美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着发达国家中心和发展中国家外围两个体系，发达国家制造高端产品，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源或者低端产品，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和市场等优势，通过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了避免这一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贸易格局，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即发展自己的工业，将国内需要进口的产品，由自己工业的生产来替代。
当时许多国家的发展走了这样一条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道路。特别是中国，虽然我们理论上没有受当时有这种思想发展经济学家们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自力更生，自己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对外贸易量占GDP比例非常低，走了一条典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几十年后的实践证明，凡是采取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国家，发展几乎都不成功。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香港特别行政区等采取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发展都非常成功。1978年以后，中国对外开放，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也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因此，对外关系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和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其利弊，今天也应当有所定论了。
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的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包括走第三条道路的福利社会制度国家，因其核心的社会主导价值，收入和财富的公平，是其追求的目标；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因社会稳定的需要，建立了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征收利得和财富税、转移支付等为手段的调节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的机制。
自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走工业化的道路，虽然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人均GDP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贫富差距在许多国家中被持续拉大。发展经济学家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对前期的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反思时，也提到研究要更加注意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但是，从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以基尼系数衡量，除了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东亚发展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公平问题外，拉美、印度和中国大陆三种模式，都没有较为理想地实现发展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
发展过程中，在模式上如何实现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其重要性除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其核心价值追求的需要外，普遍地对各种制度下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经济社会能不能持续稳定发展，能不能避免社会动荡危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条件。
经济发展中实现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的模式理论上，不论何种学说，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尤其在对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公平状况的比较研究上，还是一个空白。（1）学术界对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或者不公平，其综合的内在的形成机理，很少有比较研究，也没有进行理论上的说明。从各种模式的比较看，就东亚、拉美、印度和中国四大经济发展模式而言，东亚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包括结构转型较早的日本，在它们二元结构转型期间，基尼系数要比其他三大模式的各国和地区低得多。（2）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基尼系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是个倒U形。学术研究上的放任，可能导致实践上的不作为。（3）传统的公平理论，拟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以及仅以按劳分配等途径实现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其后果是，生产力发展受到影响，经济生活低效率，最终形成平均的贫穷。（4）而税收调节、转移支付、公共财政、社会保障、劳资关系等理论，都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与城市、农业与非农业、大企业大资本与小企业、资本与劳动等这样一些影响基尼系数深层次的内在关系。甚至，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农村，而不转移农村剩余人口等这样的实现公平的方式，只能使城乡不公平情况持续恶化。
因此，发展中国家采取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在自己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追求全体人民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让全体人民分享发展的成果，是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组合模式。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其二元结构转型期间，采取什么样的国家治理模式与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相组合，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主流的学者们曾经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只有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向着民主政治制度转型，才能保证经济理想的发展。
而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采取了政治上的民主体制与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包括国家发展国有企业）相结合的模式，到90年代初的40年中，经济低速增长。拉美各国民粹民主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交替，国有和私有经济交替，而其经济增长较快时一般是在威权主义政治体制阶段，而民粹主义政治盛行时，经济往往是低速增长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采取了计划与国有经济体制，与集中的政治体制相结合的模式，加上政治运行不断，国民经济的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等情况比印度还要糟糕。而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采取了集中的政治体制与对计划和国有及集体经济改革，以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模式，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在二元结构转型期间，实际上实行的是政治上集中的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模式，国民经济获得了增长的奇迹，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很快进入了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而它们一旦实行民主制度后，经济增长速度随即放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示威游行、罢工罢市、军人政变、部落纷争不断；政策法令朝令夕改，投资经商无所适从；重大事项各方制衡，久拖不决；政府参与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很弱，没有集中资源办大事的能力。实际上，政治上学习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发展大都不成功，有的国家甚至陷入了政治长期动荡和社会长期混乱的困境之中，经济发展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但是，需要明确两种情况：一是政府强有力参与和推动经济增长，要与政府代替社会和市场推动经济增长区分。如韩国的政府，在产业计划等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措施，但是，它并没有代替民间投资和市场的作用。二是政府强有力参与推动经济的增长，要与政府规模和权力需要严格控制结合，防止供养和税费负担太重，防止政府各部门在审批、监督等管理经济活动时，进行寻租，进而影响和抑制创业、投资和企业的经营。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它们二元结构转型期间，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各自模式及二者如何组合的模式，对其发展至关重要。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发展模式，就是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转变过程中，主要在上述方面所采取方式的总和，也就是其追求现代化所走的总的道路。
二、1978年以后30年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就与问题
梦想并非平地起高楼，梦想必须奠基于厚实的大地。对于中国梦而言，这大地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认识这段历史，将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梦，让我们稳步前行。怎么理解和概括1978年以后30年来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国发展道路？我认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内涵为：发展了生产力，而且强调了科学技术进步是第一生产力；改革了国有和集体经济体制，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用新的体制机制来推动经济发展；集中的政治体制与逐步改革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相组合，既使发展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又调动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逐步调整了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积累建设与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关系，使农业与工业、投资与消费之间形成了较为良性的循环；实施了对外开放战略，将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力比较劣势转化成为出口导向的比较优势，同时也引进了资本和技术，强劲地推动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样的发展道路，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之久。这就是3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称之为发展的“中国道路”，也可以概括为发展的北京共识。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以9.7%的速度高速增长了30年，国内生产总值从占全世界GDP总量的1%提升为6%，贸易额在全球贸易中几乎为零上升到9%。30年中，我们不仅使2.5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也使人均GDP224美元，提高到了2008年的3200美元。30年中，我们形成了有一定竞争力的完善的工业体系；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从1978年的4%提高到了目前的40%；一般公路里程、高速公路、铁路运输速度、电力网络、互联信息网、移动通信等等，都与1978年不可同日而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这30年中，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相比，是相当显著和成功的，被世界发展研究领域称之为“发展的中国奇迹”。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发展的道路，或者称为中国模式，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国内对发展方式也进行了大量的讨论。那么，过去发展的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到底有哪些问题，需要进行哪些调整，这里就此展开分析。
（一）发展道路的结构偏差和扭曲
从理论上讲，发展模式是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等，而第一、二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可能是发展方式不当的一个结果。因此，可以这样说，一个方面的发展途径与另一个方面的发展途径不相协调时，结果往往会造成发展模式结果方面的问题，结构偏差便是其一。中国经济发展方面最大的问题是结构偏差和扭曲。其表现在以下这样几个方面。
三个产业的生产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偏差和扭曲。2008年，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比率近40%，其增加值比率只有11.3%，也就是农业占全国2/5的劳动力，却只创造和分配了1/10多一点的国民生产总值；而第二产业就业比率为27.2%，其增加值比率却为48.6%，工业只有1/4多的劳动力创造了近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农业增加值占GDP比率持续下降，是工业化的一个趋势，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过慢，农业生产增加值下降过快，其结果，就是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和劳动力收入之比会持续拉大。
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比率之间的偏差。世界平均水平，在1995年人均GDP2500美元上下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60%，服务业就业比率和增加值比率分别为65%和55%；而中国2008年人均GDP3200美元时，即在比2500美元高7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水平却只有45.7%，比世界平均水平滞后了14.3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的比率只有33.2%，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31.8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的比率只有40.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15个百分点。从要素结构配置的格局看，第二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是资本较为密集型的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比率高，而就业比率低，则资本所有者和国家分配的就多；而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领域，其就业比率低，只能说明，劳动力在第三产业财富创造和分配较少。实际的后果就是，就业十分困难，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差距会扩大。
综合上面三次产业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分析，实际上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而城市化滞后却导致人口居住的分散，消费方式和市场容量的问题，使服务业发展缓慢，从而使第一产业中过剩的劳动力无法向第三产业转移。而劳动力就业不足，使劳动在GDP中的分配率下降，资本和国家分配比率上升，结果引起一系列的投资与消费比率失调，国内消费不足使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结构、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之间的偏差和扭曲。从世界各国企业规模结构与就业的规律看，一国企业的97%到99%为中小企业，劳动力的65%到80%在中小企业就业。这一点在中国也是如此。但是，中国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差距在于，每千人企业数量将5个个体户折成一个企业，再加上注册登记的企业计算，2007年按照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计算，中国每千人口只有11个，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在50个左右，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25个左右；中国大学生毕业后创业率前几年仅为1%，这两年上升为3%，但比发达国家的20%要低得多。
中国大学生毕业创业率低和每千人口企业数量少的原因在于，大项目、大资本、大企业、大的基础设施等，对于GDP和地方财政税收的贡献要比小企业来得快和规模大，地方党政领导重视大企业的发展，而忽视小企业的发展；政府管制和税费负担方面对小企业发展不利；由于中国社区小银行发展不足，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几乎没有融资的渠道；大学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学习内容中毕业后没有用的知识较多，学生接受的大多是灌输式的教育，而不是案例式的教育，创业和创新能力都较差。
企业规模结构上，由于能大量吸收和容纳劳动力就业小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城镇实际失业率较高，劳动要素在GDP创造和分配的比率较低，居民收入增长比资本和财政收入增长慢，农业剩余劳动力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因失业而低收入和贫困的人口多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较大，劳动要素分配比率低又导致消费能力弱，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调，生产的出口依赖性较高。
经济发展总量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偏差。中国的GDP总量虽然在2010年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根据IMF2010年发布的数据，日本人均GDP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6位，而中国是99位。2010年日本人均GDP为39573美元，大概是中国的10倍。中国2009年人均GDP达到3677美元，与阿尔及利亚并列世界第99位。非洲有11个国家人均GDP超过中国。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2072.7亿美元，对外贸易额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排位在第三，2010年超过德国。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2.399万亿美元，占全球储备比重达到30.7%。作为G7成员国的日本，外汇储备约有1万亿美元，是第二丰厚储备的国家。而美国的外汇储备只有454亿美元，较尼日利亚（430亿美元）仅多出24亿美元。
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与质量和竞争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一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左右，比发达国家的65%左右仍然差距较大，一些企业的研发水平，专利储备，技术工艺，装备程度，集合能力等等，比国外同类企业，差距也很大。整个工业的总体技术水平还有待于提高。二是在产业组织上，一些应当提高集中度的行业，存在小散乱的情况，与国外没有竞争优势。比如，我们的钢铁行业，平均企业生产规模比世界发展国家水平低得多，在与铁矿资源进行价格等方面的谈判时，没有整体议价地位和力量。三是工业体系在标准化方面水平也还很低，国内产业标准建设方面也滞后，在对外贸易中，常常被国外同类产品的标准体系所阻碍，出口竞争的标准竞争力较低。四是国内工业中大量使用农业转移的劳动力，文化、技能和智能等素质都较低，导致生产规程、标准不能很好地被执行，生产和产品的质量由于劳动者的素质较低而受影响。这些偏差致使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较少，出口产品总体上附加价值较低，出口容易受标准、低碳、环保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不利影响，还有一些产品消耗了我们的资源，污染留在了国内，贸易还不平衡，人民币相对升值和美元的相对贬值，致使出口顺差外汇受损。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结构问题，但其中有的也是上述四个结构偏差和扭曲的关联和衍生问题。
（二）过去中国发展道路的失误和风险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或者叫中国发展模式，有一系列的问题：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恶化，高投入和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未来看，必定不可持续；第三产业没有得以相应的扩张，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发展不足，使得GDP比率日益下降的农业领域中，以及一部分工业领域中，窝积了巨额的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大量地向城镇流动，但是，进得来，安居不下，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到进城农民“80后”和“90后”的青年人，甚至到“21世纪中期后”，他们农村回不去了，城市中又没有贫民窟，而体面的住宅房价太高而购买不起，将会形成大规模最危险的漂移人群；城乡收入、居民收入和地区之间发展等三大差距持续扩大，至今对其形成的原因和对策，没有达成共识，也还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略；从对外关系看，虽然我们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利用了大量剩余的劳动力资源，变成了经济财富，但同时，由于美元等国际性货币发行的铸币税效应，加上美国对高技术产品的封锁，我们消耗劳动力、土地、生态环境，以及高耗能和高排放形成的出口产品，相当部分只能以发行的美元来平衡，我们再去购买美国的债券，将其借给美国投资和消费，而长期来看人民币处于升值趋势，美元又处于贬值趋势，导致出口导向型战略的代价也很巨大。
回过头来理性地看，在过去的发展道路中，我们也无意识地造成了全局性，积重难返和影响深远的四个重大的失误：（1）没有及时推进城市化。没有认识到发展就是人口在地理上集中和城市化的过程，没有及时地解除人口流动的制度约束，甚至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阻碍了城市化的进展，导致在人均GDP35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比其他同样发展程度的国家，城市化水平滞后了20%到25%，并且今天30%的农村劳动力和54%的农村人口分配10%的GDP，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村人口的分散使得服务业难以发展，增加值占GDP比例滞后20个百分点，就业比例滞后30个百分点；虽然农村人口净减少6000余万，30年来村庄扩大却又占用了2亿亩耕地；而人口的分散居住、生活和生产，包括生活和生产的化学化，对生态环境形成了巨大的破坏。（2）改革选择了一种在客观上剥夺农民利益和推高房价的土地和房屋制度。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的不平等体制，使同地不能同价，农民利益受到侵害；高度行政寡头垄断型的卖地制度，加上“招拍挂”，以及一次出让70年的体制，使得地价轮番上升，财政收入长远看不可持续，并且使地方政府财政依赖不断在土地面积上扩大城市；使城镇需要房屋的人群，85%到90%买不起住房，结果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得来，留很难，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未来会形成80%以上的无房产人租房交租和20%以下的有房出租食利的两个阶级。（3）对能解决中国最头痛的就业问题的小企业的发展，一开始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体制和政策上没有支持，甚至加以种种限制。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逐步解放思想，开始对小企业，也即个体私营经济加以限制，后又作为补充，后来又改为引导发展，最后到党的十六大时，才确定为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国有经济就业岗位从8000余万个减少到了3000万以内，集体经济（即国有企业附属的大集体、街道企业、城市中的第二轻工企业、供销合作社等）岗位从5600万个减少到了600万个。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许多企业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大工业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推动越来越多的资本。而观念、战略、体制和政策对小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到2009年6月，中国每千人口拥有的企业数量，只有12个，而东亚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却为50个左右。30年来，小企业发展，包括99%以上是小企业的服务业的发展，与中国大规模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大规模从中高等学校毕业的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人口相比，极不适应。以至造成了今天我们实际失业问题非常严峻的局面。中国30年发展道路与东亚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比较，小企业发展缓慢，以及与之相关的服务业的发展不足，是非常大的失误和偏差。（4）在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同时，没有设计和建立“预算—编制”联动体制，没能从制度上控制住需要供养的党务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规模的扩张，没有将党务行政事业的收钱和花钱管住。其结果是，政府财政实际全部收入占GDP的34%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应占GDP比例上限约9个百分点；党政以及行政性事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44%左右，比发展中国家行政公务支出最高限19%，竟然高出25个百分点；税收痛苦指数排在全球第二位，企业的税费负担很重。关键是，这样沉重的税费，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创业、投资、经营，特别是严重抑制了小企业的发展，以至于就业容量难以有效地扩大，实际失业率很高，中等收入的人群相对较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较多，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两极分化很难加以控制。而未来，农民工中的“80后”、“90后”，特别是以后的“21世纪后”，再回农村种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将会在城镇中形成大规模的无业并居无定所的漂移人口，对社会稳定方面造成非常危险的隐患。
不难看出，未来我们需要对发展方式，也即中国过去的发展道路进行重大的调整，选择较为科学的发展道路，并且坚决推进重大的比如财税体制的改革，才能在2040年，特别是本世纪中叶时，建成一个资源节约、社会安定、国强民富，并具有全球竞争力和生态环境良好的现代化国家。
学界在总结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时，有各种各样的论述。实际上，30年前就在发展经济学的意义上规划一条较为科学的“中国道路”，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目前学界总结的中国模式，只是因为它获得了高速的增长，也不过是中国在前30年发展过程中正确的选择方面。实际上，社会随着技术进步、人口流动、教育进展、文化交流，不断发生变化；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人们的需要也不同。因此，新的社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日新月异，新问题层出不穷。人们在发展道路的认识和调整方面，也是无穷尽的。然而，一些要害的问题认清后，人们可以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较长时期的发展道路进行大体的设计和规划。
三、十字路口的深度调整
我们到了一个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就是运动物处在要选择方向的路口中间，或者向东，或者向西，或者向北，或者向南。什么叫现代化道路的十字路口？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它现代化进程一些关键的时刻，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制度模式等方面，可能有数个选择的方向，对于它来说，关键在于，是不是意料到需要进行方向性的调整？往哪个方向进行调整？如何实现方向性的调整？这将深刻影响我们的中国梦，关系到我们的中国梦能否实现。
如果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中间选择不当，就会跌入发展模式的陷阱。学者们大量地讨论了发展的“拉美陷阱”。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其发展的“陷阱”，就是因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当，跌入长期的经济低速增长、社会动荡、秩序混乱、人民困苦、国家陷入矛盾重重之中。那么，如果现代化道路选择不当，未来是不是有一个发展的“中国陷阱”呢？我认为，可能是有的。那么，发展的“中国陷阱”是什么样呢？与“拉美陷阱”不同和相同的：一是如果继续偏重工业发展，偏重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对增长的推动，忽视服务业的发展，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将会形成比拉美更加严重的失业率高企和社会剧烈动荡的局面；二是如果城市化进程继续滞后，如果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慢，而农业生产增加值占GDP比率下降速度过快，再加上资本分配能力较强的大工业和大企业发展过多，而能增加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小企业发展不足，加上不开征财产税，则基尼系数会上升到与拉美一样的水平，甚至最终会超过拉美，分配不公将引起社会的极不稳定；三是如果目前的房地产局面得不到改善，与拉美不一样的是，由于居住成本太高，农民进得来，但留不下，向城市转移的农民，青年时到城市工作，居住条件很差，人口在城乡之间剧烈流动，中老年时失去工作能力回农村，农村老龄化将快于城市；四是中国与拉美不一样的，中国国土面积较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在平衡地区发展差距方面没有有效的办法，地区发展差距继续拉大，则地区和民族矛盾冲突会激化和加深；五是与其他跌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样，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发生中断，或者大起大落，陷入长期的低速度增长，甚至停滞，人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财政金融体系方面，可能负债很高，赤字高企，形成房地产泡沫，潜伏很高的金融风险，发生金融动荡和金融体系的崩溃。
我们需要对中国现行发展道路和模式进行识别和诊断。道路，或者模式识别，是对不同途径，或者不同模式，从发展角度讲，就是对发展格局组合，发展道路等，进行比较和归类。比如，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道路就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产业升级、对外开放等前面所述的几个方面，既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之处，也有中国自己的特点。中国必定走自己的道路，需要借鉴他国的道路。但是，有时候以为是中国特色的，或者是别国已经走过的道路，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或者是最优的。这就需要对发展模式进行诊断，看发展的格局组合是不是合适，发展的道路有无偏差，是不是最优的。以此为据进行校正。我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就中国发展模式，既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组合、资源配置体系的转型、产权制度的改革、对外开放等方面分析了1978年到2008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来源，也从城市化进程和道路、土地和房屋制度、就业与中小企业、供养规模与税费负担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诊断其可能会导致就业、住房、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和后果。认为，目前发展的中国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之中，需要调整。
那么，怎么调整呢？调整发展模式重要的是，进行发展格局组合和发展道路方面的思路考虑和战略设计。模式调整，也就是在模式识别、模式对比和模式诊断的基础上，发展格局组合和发展道路的调整，首先，需要有个调整的大的思路。思路是根据诊断而来的，要科学和清晰。因此，对发展模式最重大问题的深层次分析，最为重要。分析不透，甚至分析错误，思路就会发生问题，发展模式的调整，就可能会发生方向性的错误。比如，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种思路是对农村、农业加大投入，忽视城市化的推进，就农村和农业本身为重点来解决问题；另一种思路是推进城镇化，通过转移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从而一方面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减少农村剩余人口，让他们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从世界各国一、二、三产业变动的规律来看，农业生产增加值占GDP的比率是不断下降的，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特别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是不断上升的。这是一个人们无法抗拒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因此，从人口和劳动力的结构看，也需要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在工业，特别是在服务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例要不断地上升，以适应这样的客观规律。如果我们在思路上只注重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而不注意转移农村和农业中的人口和劳动力，如前所述，就会发生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
科学的思路确定之后，就需要根据思路，制定综合性的发展战略，包括发展道路调整的战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时候，发扬民主，会得到科学的结论、战略和政策；有时候，发扬民主并不一定就会得到科学的结论，可能会选择不科学的发展模式。比如，在印度，当政者、学者，甚至普通群众，都知道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对处理印度人口、资源、生态和环境等方面的关系大有益处，但是，因为文化传统和民主体制而实行不了。再比如，拉美的福利早熟导致金融危机，但是，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候选人一味地承诺，用来拉选票，明知过度地搞福利是不科学的，但也得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因此，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或者实际进程中，民主并不一定导致科学的结论或者结果。但是，政治体制集中时，如果决策不科学，或者决策带有某种不合理的利益倾向，也会发生重大的方向、道路、战略和政策问题。
道路选择及调整，最终要落实到战略上来。比如，要选择城市化的道路，制定推进城市化的战略。（1）一个国家总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发展模式的调整，应当是整体的，应当是综合性的。模式选择也好，模式调整也好，整体上应当选择包括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对外关系、农业现代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并以此制定诸方面的发展战略。一个国家科学和可行的发展模式，或者模式调整确定后，先是将其落实为总体战略和协调的分战略，也就是说要根据所选的发展模式制定发展战略。（2）需要指出的是，道路调整，发展战略的综合性是非常重要的。综合性，就是不同方面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发展战略，需要相互衔接，互相协调和配套。许多国家发展模式的问题，往往出在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矛盾、相互错位上。（3）需要提醒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发生这样的问题，即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与每个阶段和第一年的发展战略、规划和计划相脱节。实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包括对发展模式进行重大调整，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发展战略和规划去落实；一个阶段中，需要一年一个计划地去落实阶段的发展战略和规划。
道路确定，包括道路调整，在制定战略，有规划和计划后，很重要的是需要有相关实施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并且，要有组织执行。因此，执行组织、计划、措施、检查、评价反馈、再调整等，必须有后续的程序，执政党、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党政需要有执行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缺陷在于，可能他们也知道某种道路是正确的，或者制定了模式调整的构想和战略，但是没有执行力，落实不了所选择和所调整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落实不了发展模式的调整。从中国来看，比如，我们看到建设创新型国家，鼓励自主创新，提高中国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国际竞争力，是中国发展道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整个国家，在落实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方面，可能还存在着体制机制和政策不到位的问题。这就是人们说的“说的多、说的好，但做得少，实现得少”现象。也就是说，执行力不到位。
总之，我们需要对我们正在运行的发展模式，我们正在走的发展道路，进行评估、比较、识别、论断和调整。而未来30年中国发展模式，即各方面发展组合的格局，发展的道路，要进行深度调整。首先，需要总体的思路和战略设计；其次，需要制定总体的发展战略、各方面协同配套的分战略、各阶段的发展战略，以及年度实施计划；而且，还需要有实施模式调整、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计划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这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体系，缺一不可；否则，要么发展模式不清晰，要么确定模式调整、战略、规划、计划后，落实不了，即执行力太弱。
四、中国道路路线图
将视角从历史投向未来，中国未来将如何前进，中国道路将如何展开，中国梦将如何实现？中国未来道路，概述来讲，需要从发展、资源生态环境、民生和改革等四个领域去考虑。包括关键点、逻辑链线，以及时间进程表。
（一）发展道路路线图
中国发展道路路线图为：农业现代化—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小企业的发展—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和加速第二次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之间互为因果，只有城市吸收剩余的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将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才能真正给农业现代化提供规模生产条件；而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给城市和城市中的产业发展提供相对便宜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获得的利润再积累，形成源源不断吸收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的产业空间。城市化的推进，给工业发展提供了聚集经济、规模经济、分工协作、降低交易成本等条件，而人口的聚集，也给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消费的规模经济条件，使国民财富和就业结构中农业增加值和劳动力的比率日趋下降，工业增加值和劳动力的比例先升后稳定，而服务业增加值一直上升，最后稳定到75%—80%左右。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工业内部的结构升级，离不开技术进步，实践证明：除了大企业外，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活力所在。重要性的是，中国需要选择赶超型的科学技术进步战略，以增强中国产业和经济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竞争力。而小企业的关键性在于，它大量地存在于服务业和轻加工工业之中，成为吸收劳动力和城市新增劳动力就业的最大领域，将劳动力资源通过产业和企业形式转化为财富。
在中国发展路线中，由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滞后于发展水平，加速推进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中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任务。而且在城市化过程中促进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大量小企业存在的服务业的发展，是加速推进城市化，以及工业资本有机提高后，吸收和平衡劳动力就业的关键。城市化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小企业决定中国未来的民生和稳定。
（二）资源生态环境道路路线图
中国资源生态环境道路路线图为：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的发展方式—节俭、低碳和宜居舒适的生活消费方式—节约和保护资源生态环境的技术进步—形成生态良好、环境清洁和资源可永续利用的社会。生产是消费的基础，但是，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方式。因此，在这个路线中，形成节俭并舒适的消费方式，是处理中国人口众多和资源环境稀缺矛盾的关键。
怎样理解节俭并舒适的消费方式？在饮食结构上，要继承中华民族以素食为主的优良传统，并力求营养平衡。在居住结构上，要节约土地，并节能环保和保温隔热。在出行方式上，要以节能节地减排的公共交通为主。在行政和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都要形成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的公务消费方式。用这种节俭、低碳、宜居消费方式形成的需求，来引导经济结构和生产、交换、消费方式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社会。当然，需要提出的是，克服资源环境瓶颈的技术进步因素也非常重要。
（三）民生道路路线图
从我们的宗旨来看，我们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民生而发展。因此，在“十二五”、未来十年，乃至未来三十年中，中国道路选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民生的考虑。中国民生道路的路线图为：鼓励人们创业—充分就业—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有自己的住房—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较为公正—形成既有创业活力，又能体面、安全生活的社会。
这个路线图中的关键有两个方面：一是民生首要途径是，鼓励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把就业作为民生和富民的根本和基础。一个不鼓励创业、不重视就业的社会，政府不可能将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富裕包下来，特别是在13亿到15亿多人的中国，必然会形成大多数人民群众贫穷的状况，结果也可能将是一个收入分配和财富公布差距非常大的社会。二是在民生道路中，市场和政府起什么样的作用？哪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由政府包下来，社会保障体系怎样建设，特别是政府能包得起未来近8亿人的住房需求吗？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而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要未雨绸缪，防止我们未来的社会失去创业和工作的活力，防止我们的社会背上沉重的债务，防止我们的社会跌入过去拉美和现在欧洲发生的福利陷阱。
（四）改革道路路线图
中国未来改革的路线图为：突出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重点，协同理顺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和创新土地制度，打破金融体制的垄断，进一步深化国有经济改革。从改革的实践看，在时间进程上，单项改革推进，往往由于其他改革的不配套而以失败告终。因此，无法确定这几项改革哪个在前面，哪个在后面，只能是突出重点，综合考虑，配套改革，协同推进。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之所以特别重要，一是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能不能有个宽松的环境，与政府收费和税收结构的改革、调整、减轻其税费负担关系密切。二是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是中央与地方事权清晰划分，并且地方政府行为合理化的基础。三是许多改革是联动的，如国有企业改革与财政预算体制改革联动，土地制度改革与税收体制改革联动，党政公务机构和人员及其支出的控制等改革与财政预算体制改革联动。四是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特别是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民主化，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许多改革都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相关联。
曾经有这样的教训，一个专业部门制定的改革方案非常理想，非常周密，但是，在实践中却行不通。为什么？原因在于体制和事物在横向之间、上下之间、前后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内在联系，不把一个部门的改革，与其他有关方面有什么样联系，会引起什么样的变数等搞清楚，在实践中就会顾此失彼。因此，一个国家的改革往往需要综合设计，配套改革、协调推进，才能成功。
当然，各领域之间的统筹兼顾是关键点。比如，城市化过程中，要使进入城市的人口购买得起住房，需要让农村的资产流通变现，需要鼓励创业和就业，需要收入的增长快于房价的增长，其中民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促进小企业发展等之间是需要有效统筹兼顾。再比如，要建设一个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首先需要资源型产品价格体系的改革，还需要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并且也离不开新能源、材料等技术的进步。还有，小企业的发展，从融资方面需要对垄断的金融及其监管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根本就无法打破抑制容纳大量劳动力小企业发展的融资瓶颈，等等。因此，发展是为了民生，民生离不开发展。发展方式的转变，结构的调整，创业活跃，小企业变多，技术进步，都离不开改革。生活方式合理化，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又离不开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也离不开价格和税收体制的改革。
章节错误，点此报送，报送后维护人员会在两分钟内校正章节内容，请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