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不能忘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发展了生产力，但是共同富裕的道路怎样走呢？我认为到现在仍不十分清楚，需要认真进行讨论。虽然我们在经济发展上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在共同富裕方面，从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看，存在着这样四个方面严重的问题：一是GDP中居民收入分配比率持续下降。1990年至2007年，GDP结构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逐步下降，占GDP比重从56.18%下降到43.42%，下降了12.76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二是城乡差距在继续拉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的1∶1.86拉大到2008年的1∶3.31，近几年虽然差距拉大的幅度在缩小，趋势仍然处于拉大之中。三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有一些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属居民间分配不公平问题较为严重国家之行列。四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来看，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1.86倍、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8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如前面所说的，如果没有有效的战略和对策加以解决，任其发展下去，问题将会越积越难，局面可能会变得非常恶化，以至于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空洞的口号，要使人民信任我们，就需要看到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大的规律和趋势，要有新的思路，制定新的战略，想出实实在在的能缩小三大差距的新的办法，推进改革，出台新的政策，形成新的体制和机制，引导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二、新形势下实现共同富裕要解放思想
未来要较好地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要富裕人民群众，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即分析问题和思考办法要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过去一提起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过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思路总是在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公平与效率这样一些关系上绕圈子，最后得出的方略和对策，要么意识形态味道太浓，原则性太强，在实践中无法操作；要么没有大的和综合性的思路，在小范围和局部上做文章；要么被误导，没有认清关键性问题，没有针对主要和重要的方面去解决问题。
第一，要从“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有学者，甚至舆论界也想当然地认为，在所有制结构上，公有经济的成分多一些，社会就会公平一些；而私有经济的成分多一些，社会分配就会不公平。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以我从数据入手对东亚与拉美的比较，对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比较看，国外，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其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数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国内，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省区，如贵州、甘肃等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数越高，越是创业活跃和个体私营经济比重大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基尼系数越低。
第二，要从“计划要多一些，市场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一些学者认为，是过分的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因此，解决公平需要加大国家计划筹集资源的力量，要用计划的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进而实现分配的公平。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从国际比较看，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等国家，财富向权力阶层分配和集中，不但没有较多地创造财富，也没有公平地分配财富。而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看，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数低；而凡是政府管理方式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省区，如东北、西部等一些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
第三，要从“公平重一些，效率轻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一些学者认为，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要放弃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要偏重于公平。这绝对是错误的看法。我们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个不讲求效率的社会，必将没有公平分配财富的基础。从公平的基础看，关键是加大劳动参与创造和参与分配GDP力量，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这要从鼓励创业，调整就业的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等方面入手。这些解决公平问题的重大的战略举措，成败在于高度重视创业、企业、劳动和政府管理的效率，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去轻视效率。另外，公平比效率要重一些，如何重呢？如果是政府不鼓励创业，不鼓励人民群众去办企业，如果不鼓励劳动者去努力寻找工作岗位和勤奋劳动，主要依靠国家去给予，结果会跟拉美一样，福利压力很大，国家债台高筑，金融体系脆弱，基尼系数反而居高不下。
第四，要从片面认为公平主要由政府来调节，并且需要政府全包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一些专家认为，效率由市场来促进，实现公平主要依靠政府来调节和再分配。这种看法容易使政府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财力实际去分配财富，而居民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视了社会自我动力促进公平的积极性。我认为，和谐社会的划分可分为两类：有一种是积极的和谐社会。即公民都去积极地创业和创造，都去勤奋地工作，中等人口越来越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越来越少，在此基础上，政府对高收入人群进行征税，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补助，进而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另一种是消极的和谐社会，公民去创业和创造的积极性不高，失业率很高，国家对企业和勤奋工作的人课以重税，然后去补贴大量的不积极创业和创造的人群，这样的社会，结果必将是创业和企业艰难、财政赤字巨大、债务高企，最终难以为继。“拉美陷阱”的特征之一，就是政府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顾国家财力可能，对选民过度承诺福利，最后由于财力不支，赤字过高，借债过多，导致财政金融和经济动荡和危机，使国民经济跌入了1981—2000年长达20年的负增长和低速增长状态。
简而言之，上述表面上看起来正确，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一些理论和思维方式，如果不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不对其反思，如果长期在上述定性的争论上纠缠不休，不是从经济和社会的内在规律方面务实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在“十二五”期间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和富裕百姓的思路又会陷入传统思维的怪圈之中，结果又会误导解决问题的方向，贻误几年时机，可能使GDP居民分配比例下降趋势不能被控制，并且使城乡和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地区间发展越来越不平衡，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还会越来越严重，导致社会越来越不稳定。
三、以全新思路和战略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改革是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是实现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战略和对策上怎样解决分配不公、缩小各种差距、富裕老百姓，这样的思路研究和建议，对于我们建设一个和谐、富裕的社会，要比仅仅责难这些问题有着更加积极的作用。然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这些严峻问题的全新的思路，并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从控制GDP中居民分配比重下降，以及提高居民收入在GDP结构中的比例看，正确的思路应当是：增强劳动要素对GDP的分配能力，稳定和调整资本要素分配GDP的结构，控制住政府权力分配GDP比例的扩张。实际上，对GDP的分配中，各级政府是用税收、收费罚款、土地出让、探矿权和采矿权出让等权力进行分配，企业是用资本要素的红利和折旧等进行分配，而居民基本上是用让渡劳动而获取的所得进行分配。因此，关键是要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特别是发展服务业，转移剩余劳动力，减少剩余和失业劳动力，并且努力改善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推进工资集体谈判，从而从增加劳动力数量和增强劳动者分配能力两个方面，提高GDP的劳动分配比例，进而提高居民收入对GDP的分配比例。从资本要素分配来看，要调整其结构，即对创业投资，特别是投资增加就业的，应当降低税负，清理收费，禁止乱罚款；而对资本涉及投资房地产出租、采矿、污染的，应当开征房产税、资源税和污染税。各级政府和行政事业性单位，用权力对GDP的分配，要通过人大法定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比例、全部税收和收费由人大讨论批准、清理和废除政府各部门、各行政性事业单位收费、罚款等方式，逐步降低其在GDP中的分配比例。
从控制住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拉大，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水平看，正确的思路应当是：创业带动就业，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失业贫困的低收入人口，对因各种原因所致的贫困人口托底，调节一些人群的高收入。首先，就东亚与拉美模式的比较，从国内江浙与中西部的比较，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是，鼓励创业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利用一人一家创业带动多人就业的倍增效应，发展小企业增加就业，减少因劳动力剩余和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其次是，国家对劳动能力丧失、到退休年龄、找不到工作失业、家庭遇到重大事件等原因形成的家庭和人口要通过低保、社会救助、失业养老保障、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等方式进行托底；再次是，对高收入进行税收调节，特别是对利用资源谋利、利用房地等不动产出租食利、用排放和污染来谋利和消费等行为，通过税收调节他们的过高收入。
从控制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拉大，争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看，正确的思路是：首先，最为重要的是，推进人口的城市化，转移农业中剩余的劳动力，使较少劳动力分配在比重上日益下降的农业生产总值；其次，是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对农民和农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一个无法抗拒的规律是，农业增加值的GDP比重，在任何国家都是持续下降的，因而，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的比例也必须同步下降。如果农业生产增加值GDP比率在不断地下降，而农业领域中就业的劳动力转移过慢，过多的农业劳动力和农业人口，分配比例日益下降的农业增加值，结果必然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目前在中国，40%的农业劳动力，分配农业创造的11%的GDP，毫无疑问，结果肯定是城镇居民收入为农民的3倍多！这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最重要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十二五”期间，包括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剩余人口向城市和城镇的集中和转移，是缩小城乡差距最主要的办法。
从控制住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拉大，逐步消除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来看，正确的思路应当是：推动中西部，以及产业衰落地区劳动力及人口向经济成长较快和需要劳动力较多的地区流动和迁移；加快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并且由国家制定各种有效的政策，促进资本和产业向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转移；国家增加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大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对老少边穷，以及生态涵养和保护地区更应该如此。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看，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和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转移和迁移，是一个趋势，也是平衡地区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一种方式。英国工业重镇格拉斯格，工业最繁荣时，人口最多达131万人，到1999年时，由于钢铁、造船等工业的衰落，劳动力和人口向英国南部流动和迁移，当地人口下降为61万人。由此可见，如果劳动力和人口不向南部流动和迁移，格拉斯格与英国南部的发展差距会更大。由此可见，劳动力和人口在地区间的流动，实际是平衡地区发展差距，特别是平衡地区居民间收入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从中国的实践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农民外出务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形成的劳务经济，其外出农民工邮回和带回增加的中西部和农业省份的收入，要比国家和中央政府向这些地区的转移支付多得多。
除了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和人口向需要劳动力的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外，未来，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更要解放思想，改革体制，改善投资环境，留住当地资金较少外流，吸引外出务工中的精英人才回镇创业，也吸引国外、港澳台和区外资金流入，推进当地企业上市融资，通过项目融到更多的银行资金，通过市场机制使资金更多地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配置。
更为重要的是，对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在交通、能源、水利、生态环境、基本农田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方面，在行政管理设施和条件建设方面，包括一部分城市、城镇和农村牧区居民的生活方面，国家要加大投入力度，一般转移支付的标准要提高、项目要增加，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要增多、规模要加大，使这些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跟上整个现代化的步伐。
从所有制结构与创造和分配财富关系的思路看，处理好国有大与民营小的关系；处理好国有大经济资本密集，劳动力就业少，与民营小经济劳动密集，中等收入人群多和劳动力充分利用的关系；处理好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与资产收益平衡分配的关系。一是国有工商经济方面，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退出竞争性领域；除了非得国家控制的一些产业，有些战略性的产业领域，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也应当公平竞争；在通过市场逐步集中和自然条件形成的国有垄断经济中，要形成反垄断的改革。二是民营经济方面，要鼓励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从金融结构方面，要放开金融限制，大量发展能给个体私营经济贷款的民营小银行。三是进一步改革国有和集体所有土地制度，使其与市场经济运行环境相适应。
从消除历史原因和时间过程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完善财富分配调节和堵漏体系看，要设计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和防止腐败等制度和机制，调高、扩中和保低，形成收入和财富分配极高收入者少，中等收入者多，低收入者少的局面。一是开征房产、遗产和赠与等税，制定适当的税率，用税收杠杆，调节财富进行再分配；二是对不发达地区、低收入人群，财政将税收集中起来的一部分，进行转移支付，进行补低；三是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并使其均等化，每一个公民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带来的福利；四是建立和健全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努力使城乡逐步平衡，居民之间逐步平衡，地区之间逐步平衡，并由中央来管理；五是严格税收，打击腐败，设计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建立身份、社会保障、财产、存款、交税、就业等方面的联网系统，严格控制国民收入向灰色渠道漏损。
总之，从思路上讲，“十二五”期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GDP居民分配比例低，要从社会转型、经济结构变动、地区人口流动等这样一些经济规律和趋势的大的角度和大的格局去思考问题；要鼓励创业、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借鉴东亚地区用发展小企业增加中等人口、增加就业减少贫困人口的办法，防止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基尼系数的攀升，从调动社会自我平衡收入分配的机制和力量方面去思考问题；既要发挥人民群众创业和创造的积极性，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从协调和谐社会共建和共享两个方面关系的角度思考问题；要从各个方面综合地分析和研究，统筹关乎收入分配国家税负水平与社会创业活力、创业就业分配与国家二次分配、地区人口流动与产业资金转移、社会自我平衡分配与政府看得见的手调节、福利社会水平与国家财政能力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全面和综合地思考问题。进而形成“十二五”，以及以后一个较长期间，提高GDP居民分配比例、缩小各种收入分配和发展差距、富裕人民群众的全新思路和战略。
四、公平分配和富裕百姓的一些重大战略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公平分配和地区平衡发展是中国梦的价值取向。从上面的分析看，要综合和全面地解决分配不公、GDP居民分配比例下降、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需要从方向上进行调整，相应地谋划一些重大的战略设计。
一是制定和实施加速城市化和人口区域间流动的战略。改变人均GDP3200美元时比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城市化滞后15%的局面，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和城镇转移，进而使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特别是向服务业转移。并建议未来开征耕地撂荒税，这样在劳动力转移出外的情况下，加上耕地税成本，使农民能将耕地转移给种粮大户耕种，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领域迅速变少的劳动力和人口分配农业增加值，会增加在农村农民的收入；而农民向城市转移，能获得比农业收益高的务工收入，还会压低城市工资的上涨幅度。这样可以从战略上缩小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缩小区域间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是制定和实施十年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中国目前将五个个体户折算成一个小企业，加上法人企业，全部人口与全部企业相比，每千人口拥有企业仅11个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每千人口拥有企业45个左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每千人口拥有企业25个左右。小企业发展极为不足，是中国目前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剩余和失业而贫困人口多，因劳动力需求不强而工资水平低，进而收入分配不公和基尼系数高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制定一个未来十年振兴和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战略，是扩大就业、解决民生、稳定社会的当务之急。也是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因劳动力剩余和失业而贫困的人口，降低基尼系数最重要的战略。
三是制定和实施加速发展服务业的战略。服务业是密集吸收劳动力的产业领域，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GDP服务业增加值比率比一般国际水平低20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的比率占全部就业的33%左右，比一般国家水平低27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从“十二五”期间开始，加速服务业的发展，吸收从农业领域中转移过来的剩余劳动力，吸收从工业领域中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过剩的劳动力，吸收从大中专学校毕业学生、军队复员人员、被征地农民，使他们能在服务业中得到就业，拿到工资，其家庭获得收入，就会大量地减少因劳动力剩余和失业而贫困的人口。产业结构向充分利用劳动力改善，会大大增加居民的收入格局，降低居民间收入的基尼系数。因此，未来需要制定一个切实能振兴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体制改革方案，并以各部门的体制改善和政策促进相配套，真正使服务业成为我国吸收劳动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广阔领域。
四是制定一个长期的提高国家福利的战略规划，并加以实施。根据中国人口众多和处在发展过程之中，但是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国情，逐步地提高对城乡贫困人口的低保标准和范围，建立健全城乡医疗、养老、失业、伤残等社会保障网，建立一个有竞争活力、财富丰裕和公平正义的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
只有在战略上进行大的调整和努力，才能从全面和动态的格局上，解决GDP居民分配比例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居民间收入分配基尼系数高、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真正建设成为一个人民共同富裕的国家。
结 语
“中国梦”预期
一、改革道路预期
在新30年中，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包括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战略预期。邓小平对改革在时间上有一个谋略，他说，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他在1992年时讲到，“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他也期盼，这种改革后的体制“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给出的基本的改革应当完成时间，大体上就是2020年为限。因此，加快各方面的配套、综合和全面的改革，使中国在2020年时，基本形成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公平正义的现代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的国家，是今后10年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目的。
二、城市化道路预期
城市化进程是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重中之重。由于农村青年一代人口向往城市的动力要远大于他们的前辈，并且“80后”以后转移入城市的人口再回农村的比率会越来越小，城市化速度将客观地被加快。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看，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2010年，经历70年的时间，城市化水平都达到了95%左右。因此，非常可能的是，中国大陆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的40年代末，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到达80%到85%，届时，如果人口达到15.5亿，将会有12.4亿到13.2亿人口在城市中。城市化的速度在2011年到2020年间加速，城市化速率2021年到2030年高位变动，2031年开始放慢，2036年开始将进入缓慢变动期。当然，工业化将从中后期，在2020年时，基本完成。市场化进程，在2020年时，也将基本完成。而信息化在2040年时，将达到后期阶段。但是，主导中国未来30年经济和社会的，世界上最为波澜壮阔的，还是8亿左右的巨额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和工业及服务业转移。
三、创业及小企业发展预期
我曾经在2003年提出，到2010年的7年时间中，制定和实施国家级的一个中小企业发展战略，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没有引起重视。在2008年又提出，制定一个10年发展中小企业的国家战略，然而，也没有被重视。由于城市化速度未来可能加快，从2011年到2020年的10年中，如果再不高度重视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小企业的发展，如果再不将其提高到如同创新型国家建设等这样高度的战略层面，中国未来几亿劳动力的就业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题：失业率高—收入不稳定—生计困难。即使是10%的失业率，从规模上看，也将会有7000万到10000万劳动力失业，将会涉及2亿到3亿人口的生活。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动荡，并将难以稳定。因此，特别呼吁制定一个鼓励创业和促进小企业发展的10年发展战略，并上升到国家最高战略层面。并且，克服部门利益和偏见，准入、审批、监管各部门，财政税收方面，金融方面，都需要有切切实实的改革，以及鼓励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可行的措施，使国家渡过城市化高峰就业的危险时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结构这样剧烈变动的过程中，创业、小企业发展、较为充分的就业，既涉及民生，也与我们社会和国家的安危有关。任何的轻视和漫不经心，以及由于部门的利益、偏见、固执、拖延、懈怠等问题，都可能会酿成政息国亡，铸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和大错！
四、解决居住问题的预期
安居与乐业同等重要，也应当有一个战略预期。一些学者讲，像一些国家一样，买不起房，可以租。但是，储蓄资产、置地有房，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中，人们有自己的房屋财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而且，如果城市中20%的多套房家庭，将房屋租给80%的无房户，必然会形成两个阶层，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房价越涨越高，租房的居民越来越没有希望有自己的住房。房租日益上涨，房客不断受房东的盘剥。而国家将目前已经进入城市的无房的2亿人和未来还会进来的6亿人口的住房包下来，从生产力水平和财政可能性讲，实际是行不通的。不能安居，社会也会极不稳定。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切实可行的规划，并要安排进行相关的改革。一是正确处理土地用来吃饭与居住的关系，特别是花大力气进行近6亿亩盐碱滩涂地改造，对城市住宅用地，根据城市化的进程和居住需要，应供尽供，使全国整体房价不发生因土地供应不足导致的暴涨。二是尽快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使进入城市的家庭能变现资产，成为购买城市住宅能力的一部分。三是改革目前的土地和土地财政体制，延长土地使用年期，各种土地平等入市，废除政府垄断卖地“招拍挂”，以及40年到70年出让期等体制，用税收代替出让金。即增加土地供应与改革体制并重，综合解决房价过高问题。
从战略预期看，如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一样，在前5年需要推进土地房屋体制改革。从调控目标看，通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同时不让房价上涨速度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2020年时，将房价与居民收入比降低到6以内。目前，从农村进入城市的2亿人口，以及城市原居民中的7520万人，总计43%的城镇人口没有自己在城镇中的住房，并且，平均住宅面积30平方以上的城镇居民拥有近70%的城镇房产。因此，应当使拥有自己的住房的城镇居民（包括农村转移进入城市的新居民），从目前的57%左右，上升到2020年时的65%；2030年时，达到75%；2040年时争取达到85%。
到那个时候，高收入家庭的居住需求，放开由市场调节满足；绝大多数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国家控制房价收入比，也由国家调控市场，包括合作建房等方式来解决。而极少数的贫困家庭，由政府建设廉租房等方式解决。需要指出的是，一个给人们以机会，绝大部分人通过创业和工作的方式，获得收入，并能从不需要的资产中退出变现，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去拥有自己的住房，除了他们自己有成就感外，政府财政破产的危险，分房中的腐败，保障房的分配和管理成本等，都会降低到最低点。
五、生活消费方式转变预期
如果消费方式，以及与其相关的发展方式不进行彻底的转变，未来30年即使按照平均7%的速度增长，全世界资源和环境排放容量的50%多给中国使用，都很难满足。而消费方式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消费项目的价格和成本，一个是观念和习惯。因此，资源性价格体系的理顺，环境税的开征，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颁布（如家庭垃圾和单位垃圾分类，偷排超排问责追刑等），都需要在前5年中进行并完成。而在整个20年代的10年中，强化资源生态环境教育，形成节约资源、爱护生态、保护环境的理念、习惯和生活方式。以便我们在后20—25年中，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和转变，给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资源生态环境条件。
我们认为，要痛下决心，并有魄力，坚决进行“三公”消费的改革。各级党和政府，以及行政性事业机构，需要带头进行简约式公共消费，给人民做出转变消费方式的榜样。争取在2015年前做到改革和彻底取消不合理的党政及行政性事业用车消费，并在2020前的10年中，逐步改变招待方式，以节约公招消费。还要对办公条件、政府前广场等进行限制，以节约纸张、通信成本、能源和土地等资源。
这样，到2040年时，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改善和保持我们优美的生态环境，并在简约的生活方式下，满足中上等发展水平的人民舒适并幸福的生活需要。
六、未来技术进步预期
综合国力是建设富国的基础，而技术进步是竞争力的核心。从我们国家发展对技术进步的需要看，一是增强我国科技、经济、国防等方面竞争力的科学技术进步，如移动通信技术、外太空技术、云计算技术等。二是我国资源相对缺乏和生态环境约束较大国情需要的技术，如新能源技术、节约能源和减少排放的技术、恢复生态环境的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等。三是创新和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需要的技术，如视频、网络、出行等方面的技术。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方式上看，建设一个科技强国，我们需要选择赶超式战略。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建设有两个优势，一是劳动力仍然相对便宜和丰富的比较优势。二是科学技术研发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科技优势充满自信。我们将会有世界上人数最多和最智慧和最优秀的人力资本。我们的科技人员是世界上最勤奋和最敬业的科技工作者。我们有世界上促进科技进步的最大的市场容量条件。关键是，在未来的10年中，我们需要改革目前纵向下达科技研究任务的体制，向企业和市场需求技术的体制转变。需要建立科技转化为产业的商业运作模式。需要对一些关键的技术，先从国防应用开始，使其规模化生产，再向民用扩散的产业化过程。总的来说，需要建设一个促进国民经济技术进步的体制和机制。
从技术进步推进来看，努力使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目前的40%左右，2020年时上升到50%，2030年时上升到60%，2040年时上升到70%。而在世界经济体中，按照洛桑经济学院的排名，中国在59个世界经济体中竞争力2012年排第23位，而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计算，中国的国家竞争能力排在第29位，即使按照后者，2020年时应当上升到第17位，2030年时上升到第7位，争取在2040年时进入前5位，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强国。
附 录
满怀信心走好中国道路—一论同心共筑中国梦
本报评论员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7日发表重要讲话，深入阐释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深刻揭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为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走好中国道路注入了强大正能量。
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肩负的历史使命。无数中华儿女为之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却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光明之路。从登上历史舞台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就勇敢担当起这一使命，筚路蓝缕开启征程，一路追赶现代化潮流，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回望历史，找到这条正确道路，极为艰辛、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样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使中国道路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极大地增强了13亿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站在过去与未来的梦想交汇点上，亿万人民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更加坚定。正是这条道路，把中国送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连续30多年保持近10％的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30倍以上；正是这条道路，让我们十年间构筑起一些西方国家近百年才完成的基本社保网，不到20年里就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超过70％的贡献，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切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就连“历史终结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留有一席之地。
梦想之旅，从来就不是一路坦途，一帆风顺。梦想之路越切近，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解决难度更有甚于前。行百里者半九十，尽管我们距离梦想越来越近，但需要付出的努力依然艰辛。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需要我们满怀信心，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沿着中国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人民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依靠，13亿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满怀信心走好这条道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就必定能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把历经苦难而又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送达梦想的彼岸，让每个人在“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历史逻辑中梦想成真。
高扬凝心聚力的中国精神—二论同心共筑中国梦
本报评论员
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壮丽征程上，在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中，靠什么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创造活力？“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度概括了中国精神的本质内涵，深刻阐述精神力量对于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意义，寓意深远、催人奋进。
人总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一个国家和民族更是这样。没有人的精神的有力支撑，就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要求我们不仅在物质上强大起来，也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精神生生不息，成为照耀我们民族奋勇前进的不灭灯塔。今天，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精神力量的作用也愈加凸显。面对纷繁复杂的观念世界，如何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如何以更大智慧与勇气啃硬骨头、涉险滩？离梦想越近，就越需要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越需要持续激发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不管是民族危亡关头的同仇敌忾，还是众志成城抵御重大灾害，凝聚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个人命运才会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滴水之微才能汇聚成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就能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每个人的梦想成就伟大的中国梦，形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改革创新始终是激励我们在时代发展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30多年来，从农村改革的兴起，到深圳等特区的创立，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项事业的开拓，改革创新精神激荡神州，造就了历史的巨变，成就了今天的中国。改革没有完成时，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无论是冲破思想观念障碍，还是打破利益固化藩篱，无论是破解发展难题，还是释放改革红利，都需要继续发扬改革创新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迈过沟沟坎坎、越过发展陷阱，才能赢得更加光明的前景。
鲁迅说过，“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中，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让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融入现代化进程，我们就一定能永远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凝聚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三论同心共筑中国梦
本报评论员
有梦想才有目标，有希冀才会奋斗。不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家庭，梦想都是保持生机、激发活力的源泉。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阐明了怀抱强国梦想与焕发前进力量之间深刻联系，更揭示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路径。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了共同梦想努力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
历经苦难与辉煌，中华民族始终有着“家国天下”的情怀。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从来都是我们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正是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历史。从上学就业到住房就医，尊严的保证、事业的成功、价值的实现，每个人向着梦想的不断努力，描绘出一个时代最为壮阔的梦想图景，更汇聚起一个国家最为持久的追梦力量。
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民族紧紧相连，亿万中国人组成的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涓流汇海，聚沙成塔，中国梦渐行渐近的步伐，来自2.6亿农民工劳动致富的创业热望中，来自社会各界心系国运的热诚参与中，来自无数志愿者投身社会的无私奉献中。有了每个人的共同“给力”，才有国家社会的不断前行，才能让更多人敢于做梦、勇于追梦、努力圆梦，凝聚起推进民族复兴的中国力量。
什么是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就是13亿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集起来的力量。个人梦想可能千差万别，但实现国家梦想的征程上，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就有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在革命年代前赴后继的抗争中感受过，在建设岁月激情燃烧的奉献中体验过，在改革时期波澜壮阔的奋斗中亲历过。未来的征程中，只要13亿人团结一心，这种不可战胜的磅礴之力，必将成为我们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胜利之本、力量之源。
通向理想的道路注定不是坦途。经历发展阵痛、面临“惊险一跳”，就业、医疗、住房、养老……每个人都可能会与国家社会一起，经历追梦之旅的曲折和辛劳，可能会有抱怨、有纠结，但更要看到，我们可以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和国家，是幸运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梦想。毫无疑问，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仍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努力。凝聚起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完成民族复兴征程上的接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
以发展筑牢梦想根基—四论同心共筑中国梦
本报评论员
梦想要激发力量、鼓励奋斗，离不开现实的深厚基础；梦想要开花结果、落地生根，更有赖于现实的强力支撑。
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阐明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和根本途径。
伟大的梦想，源于现实的土壤。中国梦逐渐成形的过程，也是中国不断发展前行的过程。上世纪初，爱国学生只能空自发出“奥运三问”；进步青年只能在小说里幻想举办万国博览会。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经济萧条，何敢言梦？从新中国“站起来”，到改革开放“富起来”，再到新世纪“强起来”，奥运梦、世博梦终于梦想成真，我们听到中国梦渐行渐近的铿锵足音。
只有通过不断发展，才能让梦想成为现实。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体现在国家物质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上，体现在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等实打实的民生红利中。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保持旺盛活力，综合国力、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这是中国梦最坚实的基础，让我们能充满自信地向着现代化建设目标稳步前行。
我们深知，前行的道路上还存在各种风险挑战。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仍有不小差距；成为全球发展“新引擎”，但环境压力、资源瓶颈也日益凸显；整个社会活力涌动，但也要处理好转型过程中种种难题。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国际地位“三个没有变”，中国梦依然在路上。
要解决问题、应对挑战，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只能始终把发展放在第一要务的位置，以发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到保护环境建设“美丽中国”，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到保障人民基本权益，不断夯实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实践证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就一定能在攻坚克难中，让“中国号”巨轮驶向更开阔的水域。
1902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这样描绘他的“中国梦”：无端忽作太平梦，放眼昆仑绝顶来。实现民族复兴，是无数中华儿女的百年梦想，经历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发展才能自强，实干才能兴邦。
民生改善是梦想的最好诠释—五论同心共筑中国梦
本报评论员
共筑中国梦，需要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需要民生的持续改善，这是复兴之本、梦想之基。
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阐明了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凸显出民生工作和社会管理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共同富裕”，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几十年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始终是党和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正是在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中不断深化的，也必将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推进，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好处。
中国梦，是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实现公平正义，既需要处理好教育、就业、养老、医疗、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问题，也需要权利保障更加充分、人人得享共同发展。只有这些得到妥善解决，社会才能安定有序，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中国梦，是对改善生活的渴望。这些年来，无论是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社会保障网初步建立，还是医疗、教育等方面不断向前的改革，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农业税免除了，义务教育免费了，职工工资增加了，城市低保标准提高了，农民有了基本医疗保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思路形成……从生活质量到生态环境，各级政府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拓展着民生工作的内涵与外延。这种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大民生”观，让亿万人民逐步共享发展成果。
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企盼的就是“过上好日子”。能够让人们过上好日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我们深知，这样的中国梦，体量之大，涉及13亿人；范围之广，涵盖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决定了圆梦之途绝不轻松，既需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更需要克勤克俭、辛勤劳动，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不断满足民生之需、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中国梦不是空中楼阁。梦想成真，民生改善是最好诠释。将国家的发展落脚在所有人的共同发展上，将梦想的力量凝聚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未来中国定能以稳健有力的步伐，在民族复兴梦想的道路上踏实前行。
和世界共发展 与世界同分享—六论同心共筑中国梦
本报评论员
当中华民族的巨大航船，穿越历史的波涛，驶向复兴的彼岸，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之梦，将怎样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展开？走向复兴的中国又会带给世界什么？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再次向世界传递了实现文明复兴、建设和谐世界的中国理念。坚持和平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始终不变的战略抉择。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翻开历史，“七下西洋”播撒和平友谊的种子，“丝绸之路”留下互利合作的足迹。讲信修睦、善待他人，文明塑造出敦厚平和的民族禀性。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交流孕育出推己及人的民族文化。近代以来的列强入侵和连年战乱，将中华民族拉进苦难的深渊，留下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迈上复兴之路的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世界和平。
和平与发展，互为条件。地球村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没有和平环境，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同样，离开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为自身发展营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我们紧紧抓住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通过互利合作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起飞，迈向梦想的脚步坚实而稳健。以和平推动发展，以发展捍卫和平，中国的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传统模式，为赶超之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与世界同分享，是中国梦独具特色的重要内涵。从“入世惠及中国、也惠及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日益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在与各国的交流合作中，始终追求良性互动、互利共赢。无论是开放市场、引进技术、吸引投资，实现30多年来日新月异的跨越式发展，还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共同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和国际金融危机，我们都着眼于取长补短、合作共赢，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倡导不同文明开展对话、彼此包容，推动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未来的道路上，中国梦必将进一步焕发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中国梦是复兴之梦、发展之梦，也是和谐之梦、和平之梦。坚持和平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终将完成民族复兴伟业，也终将成为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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