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化与科技赶超型战略(上）
现代化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之一，实现中国梦，现代化是必经之路。何传启教授将现代化分为以传统工业化为主的第一次现代化和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第二次现代化。我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就中国2008年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评估，认为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已经完成了68.5%，过了中期，已经进入了后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呈现出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复合推进的状态，在现代化推进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提升第一次现代化的质量，加速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这需要通过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来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改革开放后，我们国民经济在高速增长，但是，增长的来源主要是资源和一般劳动的投入。如有关专家计算，1980—2007年间，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4.38%，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5.62%，与发达国家水平60%—70%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如果未来30年中，全球除中国以外的经济每年平均增长4%，中国GDP年平均增长7%，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2040年时，中国经济发展占世界GDP总量1/4的水平，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2050年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1/3的水平。
然而，上述发展的前景虽然美好，在中国人口众多、相对土地、矿产、淡水等资源缺乏的国情下，还有在全球都在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和限制碳排放的氛围中，下一步我们不能再走消耗资源和环境的发展道路，那么，依靠什么来持续地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除了发展服务业，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等战略外，非常重要的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30年，我们科学技术的进步，从格局上讲，不仅要推动经济的增长，还要推动我们生态环境的恢复、保护和建设，也要推动我们社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还包括推动我们国家和民族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和现代化。
那么，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如何呢？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1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58个全球最具代表性经济体中，中国大陆排名第18（2009年为第20名），印度、巴西与俄罗斯名次依序为31、38、51。洛桑报告主要是根据4个大指标（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及其下属的300多个小指标来进行竞争力评估。对于2009年洛桑报告对中国的排名，罗德曼认为，虽然中国经济表现突出，特别是经济预测与展望上排名世界第一，但中国在增长速度的持续性上仍存在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发展基础还有很多瓶颈，比如在科技，信息技术、工程技术、财经教育、人口问题等方面，都排在后面。其次，中国企业管理水平有限，像大企业效率、经理人员不足、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等都存在问题。此外，中国的金融系统、企业的环保因素、政府与企业的监管等方面也存在不足。”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强国，并与其大国地位相适应，2040年时，至少应当进入洛桑学院排名的前五位之内。
什么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赶超战略呢？世界科技水平方面可分为三类国家：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中等科学技术水平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大陆等；低等科学技术水平国家和地区，如阿富汗等。中等或者低等科学技术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可以采取三种战略思路：一是无为型战略，因生产力水平、财力、教育、人才等方面的限制，无力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接受先进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扩散和辐射，并不主动进行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努力；二是跟进型战略，大多采取拿来外部科学技术主义态度，自己只进行引进、消化和吸收，以学习和模仿方式为主，不主动进行科学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不以拥有最先进科学技术为目标；三是赶超型战略，就是中等或者低等科学技术水平的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除了学习和模仿，即引进、消化和吸收外部现成科学技术等方式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自主创新和自主再创新跨越式的追赶，在科学技术整体方面，赶上，并在一些重要领域和重大项目上超过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并有自己科学技术独特制高点的一种选择。
一、现代化与科技赶超型战略(中）
科学技术赶超型战略道路的几个要点是：（1）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时间结束时所要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目标。要规定一个长期的时间，在长期的时间中划分若干个时段，在一个长时间的总的赶超目标下，在每个时段，设置要达到的约束性的阶段性的目标。在目标上，有赶上性目标，即某项成熟的技术，我们在什么时间可以攻克其难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超过性目标，即拥有我们自主创新的自己知识产权独占的科学技术；还要有预备性的目标，即发达国家可能在科学技术什么领域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进展，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追赶实施预案。（2）在科学技术赶超型战略方面，非常关键的是，在一定时间内科学技术进步的加速度，并且要有跨越式的进步。因为我们本来就处在全球科学技术进步赛跑的后面，在一定的时间内实施科学技术进步赶超战略时，先进国家也在不停地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只有积累爆发力，在规定的时间内加速度，比他们的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还要快，才能实现赶超型战略要求的目标。
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竞赛中，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科技技术进步的“马太陷阱”。即发达国家依靠其先发优势，科技资源越来越向发达国家集中和积累，其科技势力越来越强，科技水平越来越先进，科学技术进步越来越容易；而发展中国家在落后的位置上，在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和不利的地位，付出的教育成本随着人才的外流转移为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资源，遇到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封锁，凭着自己的科研力量研究出来的成果往往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已经被淘汰或者被更先进的技术所替代。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越来越落后，越来越弱；发达国家则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强。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马太陷阱”。
中国未来在科学技术进步道路方面，显然不可能采取无为战略。中国已经跨过了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马太陷阱”阶段吗？是采取跟进型战略，还是选择赶超型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科技进步战略的定位和抉择。我们认为，中国应当有信心选择赶超战略道路。现在一提起技术创新，相当多的人的脑海里有个疑问，中国的技术行吗？在政府采购、居民购物中，总是相信国外的技术水平高和成熟，中国的技术则不然。实际上，中国未来技术创新有着发达国家不可比的一些优势。（1）研发和制造成本都相对较低。在中国，研发人员的工资、研发材料等，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中国研发3G移动通信技术只用了不到4个亿人民币的投入，而发达国家一般需要300亿—400亿美元成本。其他技术方面，研发成本是发达国家的1/500—1/50。发达国家在技术进步方面怕中国，就是怕在这点上。（2）中国研发人员，有特别强的事业心，甚至可以说有一种拼命精神。在许多发达国家，无论这项科研项目多么紧迫，但是科研人员，八小时以外是不加班的，星期六日和其他法定节假日是不加班的。而中国则不然。许多科研人员，为一项攻关，可以连续加班，可以没有节假日。（3）有了30年科技及其产业化人才培养和积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教育培养的人才，以及大量的海外学成归国的人才，人力资本规模大，技术创新的人才基础雄厚，目前国内大量的技术创新是由他们所实现的，国外许多发达国家从事能源技术研发的人才，相当部分也是中国留学海外的人才。（4）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对外开放，包括引进、吸收和消化技术，在一些重大领域和整体技术水平方面已经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些方面已经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5）与人口和国土中小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国土大国，有丰富的用于科技进步的人力资本资源，有规模巨大的消化科学技术应用的市场。（6）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反过来推动经济更快速地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和科技加速进步之间会形成良性循环。当然，稍一松懈，也有重新跌入“马太陷阱”的可能。但是，从目前看，中国已经基本上跨越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科技进步的“马太陷阱”，并且在科技加速进步、实施赶超战略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实力。
一、现代化与科技赶超型战略(下）
举一例子，从能源战略看，对于中国，技术赶超型战略的重要性。新能源技术可分成三类：一类是传统技术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由此产生二次能源——电。第二类是中间过渡技术能源，如动力煤改油，这是过去的内燃机用能源；动力油改电，这是现在汽车用电瓶等技术，还有核能。第三类是人类需要能源的终极技术能源——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源与氢组合，形成取之不尽和零排放的能源。
常规的技术演进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能源替代战略，即先是传统能源，如煤油气所发的二次能源电，替代石油和天然气，用作车的动力；然后发展技术较为成熟的太阳能、风能、核能、水能，替代一部分传统能源；最后到发展终极氢能源。
从中国的情况看，路径可能是水能发展；煤的二次能源电替代石油和天然气，进行技术研发，将其产业化，并回收投资；核能等技术研发，并产业化以及投资被回收；最后到终极能源——太阳能、风能及氢的研发成熟，产业化并替代中间过渡技术能源，以及回收投资，并永续利用。这样在时间的安排上，2010年到2020年，还是主要用传统能源，开始发展中间过渡技术能源，2020年末，形成混合能源结构；2020年到2040年或者到2050年，主要发展中间过渡能源产业，替代传统能源，开始发展氢等组合能源；最后到2040年或者2050年时再大力发展氢等组合能源，让它产业化，替代中间过渡技术能源。这就是循序渐进的能源发展战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采用常规能源技术演进路线，即采取能源发展的跟随战略吗？产业规划中遇到的难题是，如果能源发展采取跟随战略，或者称之为跟进战略，就是跟在发达国家能源技术和产业演进的后面，与他们有一个时间差，他们先研发和发展中间过渡技术能源再产业化，然后他们将技术和产业转移给我们，他们再研发终极技术能源，并将其产业化。他们用终极能源技术和产业替代中间过渡技术能源产业时，我们正处在大量使用中间技术能源的阶段。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可能用终极能源替代中间过渡技术能源后，我们还要运用中间能源过渡一段时间以后再接纳终极能源，别人发展完了我们再跟随。
能源跟随战略，有利有弊：利就是研发在先，技术成熟，可以引进、消化，国内也有现成的技术，初始投资和产业化成本相对较低；弊就是，氢和其他新能源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液晶替代显像管、数字替代磁带的关系，煤电替代石油和其他受限制新能源毕竟是中间过渡技术。如果氢能源技术成熟很快，中间能源过渡技术产业的投资将会是巨大的损失和浪费。
紧接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是：中国在能源技术和产业升级方面有没有可能采取跨越和赶超战略呢？也就是说，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能源技术发展进程，跨越中间过渡技术能源阶段，直接进入终极技术能源阶段。中国与发达国家氢能源技术的研发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国内有的研究更加先进和更加实用，并且成本比国外低。解决关键部位的技术，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能源技术和产业“淘汰—替代—再淘汰—再替代”这样一个路径来发展我们的能源？第一，中国在能源技术和产业类型的选择上为什么不能跨越式发展，为什么不能采取赶超战略？第二，中国为什么还要像黑白电视、彩电、显像管电视、录像机、胶卷等技术一样，非得走“引进—被淘汰—再引进—再被淘汰”的老路？第三，中国为什么要作为国外中间过渡能源技术的产业化基地，让他们赚回中间过渡能源技术的投入和研发成本，再赚取利润？我建议，大胆试验，中国在能源技术方面，是不是没有必要再经过能源的中间过渡技术这一阶段；中国在能源战略选择上，有没有可能采取赶超战略，即主攻太阳能、风能和氢能源组合的战略。
美国、日本和欧洲，在大力宣传中间过渡能源发展进程和规划的同时，实际上在氢能源的发展方面暗中投入了巨资，加紧研发，一些技术已经被应用。
在这样一种能源竞争的环境中，中国需要特别提防的是：（1）成为国外中间能源过渡技术赚回研发成本、转移未来被淘汰技术设备并大规模赚取利润的场地。就如同数码替代胶卷、半导体替代电子管、液晶替代电子显像管、数字录音替代磁带一样，中间过渡技术能源终究也会被终极能源所替代。而一些发达国家的研发机构在中间能源技术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他们盯着中国，谋取在这一巨大的市场上赚回投资并获得更多的利益。（2）诱使中国在能源技术和发展方面采取跟随战略，使中国总是落在后面。一些国家高调宣传中间过渡技术能源，暗中发展终极技术能源，误导中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中间过渡技术能源的引进、研发和产业化方面，使中国在这场无硝烟的能源战争之中，落后于发达国家。（3）误导中国在国防实力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欧美一些国家，氢燃料潜艇，因为无声无热难被侦察，已经开始替代核动力潜艇，进入海军装备；由于重量轻和续航时间长，氢燃料电池已经进入陆地战士兵列装，用于通讯、导航、测绘、电子驱动等新式作战需要；由于续航时间长，已经进入无人侦察机、测绘机和航拍机等；由于来源是水，并且无声，续航时间长，重量轻，流动制氢站、模块式氢发电机已经替代战地柴油发电机和电瓶等，用于野战需要。我不知道军方电子技术方面的进展，但是，如果我国军方在国防能源供给方面还是采取传统能源或者中间技术能源，假如未来发生战争，我们有可能输在能源技术和供给装备的落后方面。
据我们的研究，国内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对氢能源的研发给有关研究所、院校和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支持。如最早由科技部门和重庆市组建的氢能源研究机构，现在改制为飞驰绿能高科技公司，就得到了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三个五年“863”项目的支持。从国内所取得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看，一些关键技术并不比国外差，有的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并且具备了产业化的基础。
从国内有关企业目前的技术研发阶段来看，解决了这样一些关键问题。（1）氢燃料电池向大型化、小型化、模块分拆和集成化方向发展，使其用途更加广泛和方便；（2）解决了氢内燃机直燃、油氢一键切换、车载高压供氢、快速气瓶加注等技术；（3）在材料、工艺和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和替代，成本大幅度下降，许多技术的产业化达到了成本承受线，甚至可以降低目前一些能源利用的成本；（4）材料生产和废弃的污染，要远比目前的电池等技术和生产品低得多；（5）无论是氢燃料电池，还是氢内燃机，续航时间足够长，超过目前其他的新能源技术；（6）安全方面，有关企业的制氢、储氢、加注、使用、高压车载等技术和应用，已经通过了几部委的安全试验。
因此，氢能源中国这样一些产业领域可以实现应用：（1）手机、手提电脑等产品的氢燃料电池；（2）银行、税务、财政、政府、保险、人口管理等网络和移动通信基站、高压线避雷针等方面的备用电源；（3）与风能、太阳能、核能相结合，高风和阳光充足时，制氢储能，夜晚、阴天、无风时送电，解决其他新能源发电不稳定、不能并网、成本较高的瓶颈问题；（4）除了电解水外，由于制氢来源较多，可在垃圾、冶炼排放等之中制氢，加上氢能源排放几乎为零，即可增能，又可减排，还能消化现有的污染；（5）从我们现在已有的技术看，已经完全可以在国防领域，应用在士兵猎装、机动能源站、无人侦察机、移动通信等方面，大大提升我国国防战斗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已经有了可成熟和能应用的氢能源技术，只不过是没有引起政府各部门和军方的关注而已。
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些重大关系（上）
要以现代化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建设创新型国家则必须慎重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中国未来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需要走科技赶超型的道路，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对此，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厘清一些重大的关系，以此为据进行体制机制的调整和改革。
一是需要认识和正确处理科学创新之基础与应用的关系，并区别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科学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创新，与技术的创新，是有区别的。基础科学是以自然现象和物质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科学。而应用科学是把基础理论转化为实际运用的科学。除了直接应用于物质生产中的技术、工艺性质的科学，还包括对横向科学的实际运用的研究，如应用经济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决策方法论、价值分析方法等。经济学将商品和服务划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探讨中，科学技术，也需要将其划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以此作为国家支持或者放给市场调节的重要依据。需要强调的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创新，是一个国家技术自主创新的基础。基础科学和应用科技既有共性，也有区别。作为基础科学创新，其特点为：研究成果成为公众知识，不能直接应用，研究和投入不能给研究者带来直接的利益，甚至直接收益为负；应用科学的研究，很大部分也是公共知识，但是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出版，其社会需求要比基础尖端科学大一些，其回报利益可能要比基础科学创新多一些。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创新，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应用科学带有一定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但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创新，都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私人产品。
从理论上讲，要区分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的区别，科学研究是公共和准公共产品，国家和社会需要公共性投入；要区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并且进一步区分应用科学中自然、技术、工程与人文社会各学科研究的区别。除了重视自然、技术、工程方面应用科学的研究外，由于战略研究、管理体制、科学决策、政策制定在国家治理和调控中的重要性，也需要加大其投入和理顺其体制机制。
二是公益技术创新与商用技术创新的关系。技术也有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分。发明人不能在大规模的技术使用中直接得到收益的技术，带有较强的公益性，基本是公共产品；在技术产品出售时，获得一定的回报，但是，可能不足以弥补其成本，没有合理的利润，需要国家给以补贴，这样的技术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也有一定比例的商业性质，是准公共产品；完全可以通过技术转让和交易，收回投入，并且获得利润的，是私人产品，是国家不需要补贴的商用技术。
从理论上对技术的性质和政策加以区分：（1）对于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公益性技术创新，要确认哪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特别是急需的，列出目录，根据其需要，其投入，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列入预算。（2）对上述所述的准公益性技术创新，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要进行确认，根据轻重缓急列出目录，也根据各类技术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各自程度的不同，纳入预算，确定投入的比例和规模。由于准公益性技术往往应用在生态环境和自然垄断的准公共服务方面，因此，政府需要对准公益性技术的成本、收益等，进行审计、听证和合理定价。（3）而对于私人产品性质的技术创新，即非公益完全商用性的技术创新，并且不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的，则完全可由市场供给与需求及其价格进行调节。但是，国家为了鼓励技术创新，需要在税收、政府采购、贴息等方面，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
从理论上区分公益性技术、准公益性技术和商用性技术的边界，主要是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在技术创新中参与的范围。
三是短期技术创新与长期重大技术创新的关系。短期技术，有这样一些特点，即无论是公益性、准公益性，还是商业性，都投入少，见效快；而长期的技术，无论是公益性、准公益性，还是商用性及可以在未来赚钱的，投入大、时间长、不确定性多、风险高，并见效慢。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短期技术与长期技术方面的关系，在理论上并不是不为大多数人接受，而在实际工作中排列经济和科技工作顺序时，往往将财力、人力、物力舍不得投在长期发挥作用的基础性、战略性重大技术开发上。因为重大和基础科学的研究和开发往往时间长，见效期较远。而我们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又是任届时间有限，现行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又无法考核今天科技创新给未来能带来的绩效。
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些重大关系（中）
从公益和准公益性长期技术来看，比如污水处理、生态恢复等领域中，一些技术需要进行长期的比较筛选和攻克，往往投入很大，而且投入的时间价值（如损失机会利润，借款的利息财务成本）太大。即使我们的政府转变成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目前一任地方书记和市县长的任期为五年，而且任内升级调动频繁，很少有省地县主要领导干满一届的。在长期技术方面投入过多，既消耗投入，又显不出在任期间的政绩。长期的技术创新，其投入实际是为后任的领导争得收益和政绩。因此，这样一种现实的制度存在，在长期公益和准公益性技术创新人、财、物投入方面，往往得不到保证。
而一些长期的商用性的重大的战略性技术（如移动通信3G，甚至4G技术、大飞机技术等）创新方面，也因投入大见效慢，许多企业，即使有实力，也不愿意投入其中。长期重大的战略性商用技术创新，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研发的成功建立在大量试验失败的基础之上，需要大规模资金的投入，企业如果有资金来投入短期商业运行，能获得可观的利润，如果投入长期技术创新，能否成功有不确定性，有失败的风险，损失资金应得的机会利润，如果是贷款，还需要支付资金的财务成本。
因此，无论是公益和准公益性技术，还是关乎国家科技赶超战略的重大商用技术，都必须有投入的制度保证。对于长期性的公益和准公益技术，制度上要改变有关领导的考核体系，对于在生态环境、节能减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成绩可能在时间上滞后的，需要设立特殊的考核和评价指标。特别是对移动通信4G这样的一般企业不愿意投入的长期性技术，国家应当在开发前期将其列为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在监督资金使用和严格审计的前提下，保证和满足其研发需要。
四是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实施科技赶超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有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两种途径。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交融，一般来说，在前期技术引进的比重高一些，在后期自主创新的比重高一些。我们在科技自主创新战略上需要权衡这样两点：（1）是科技全面自主创新，还是有重点地进行自主创新？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还较低，国家的经济实力还有限，没有足够的财力进行全面和大规模的科技自主创新。因此，需要筛选我国安全、资源、发展等急需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项目，进行自主创新。（2）对一些技术是引进、学习、消化和吸收合算，还是自主创新合算？一些科技项目如果自主创新，不论是近期，还是远期，其成本总体上要高于引进、学习、消化和吸收的成本，我们可以用开放引进的办法来获得技术；反之，则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投入通过自主创新来获得技术。一些科技项目如果自主创新时间较长，等转入应用后，其他国家的技术早已应用扩散，并成为市场竞争力，则需要用开放和引进的方式来获得技术；否则，我们应该在领先的时间内自主创新获得技术。一些科技项目如果进行风险评估后，由于需要长期积累的人才、条件、知识储备等短缺，自主创新失败的概率很大，可用开放引进的方式获得技术；反之，则可以用较低的风险通过自主创新获得技术。
一方面，从参与全球化竞争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在一些尖端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需要选择一些我们自己已经有基础、有优势、有条件的在世界科技界领先的科技项目进行攻关，以提升我们的科技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技术可能不直接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然而是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也需要自主创新。比如，从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国情看，在生产和生活方面节约石油、淡水、矿藏、森林等资源的技术创新，增加农业产量的技术，更加迫切。因而，除了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提升产业技术方面进行自主创新外，我们既要在世界领先技术领域争得份额，也要花大力气对于我国迫切需要的技术进行自主创新。
五是推进技术创新与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关系。从我国的资源禀赋来看，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便宜，资本、土地和技术资源稀缺。一般来说，工业技术创新和进步会加速工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因而在工业产业中技术创新是替代和排斥劳动力的。基于此，如果从总体上讲，工业产业中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进步推进太快，就国内来看，会形成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造成严重的劳动力不得其用，即失业问题；而从国际贸易来看，用我们技术缺乏的短处，而不利用我们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便宜的长处，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正好是扬短避长，会得不偿失。
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些重大关系（下）
那么，怎样处理好技术创新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呢？第一，发展劳动密集、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比如软件产业、工业设计产业等，高技术、高知识结构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既能推动创新，又能扩大就业。第二，通过技术进步推动产业专业化分工，使产业链拉长和增多，以产业的扩张增加就业的容量。第三，通过技术创新发展新的领域，发展新的产业，生产新的产品，形成新的服务，以扩大就业。第四，注重大学和科研院所技术知识创新的溢出效应，发展知识经济，扩大就业容量。
中国未来的低成本技术创新与低成本制造，在全球都有其特殊的科技创新竞争优势。从发达国家来看，不仅其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高企，而且其科学技术创新的劳动成本比中国也高很多。中国可以在科技人才价格和一些生活费用水平还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前，用较为低成本的科技人才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并与中国的低成本制造相结合，形成更强的创新竞争力。需要重视的是，一要牢牢把握人才价格还较低这一机遇，加速进行科学技术的研发；二要利用中国经济的成长期，利用中国发展机会多的时期，吸引人才到中国来研发；三要与中国低成本科技研究相结合，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中国比较优势。
当然，我们在产业结构上，农业和工业，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技术进步，从长期看，一定会向外挤出劳动力。因此，需要我们重视的是，根据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情，农业领域内，要发展一部分精耕细作的农业产业；在有的工业产业中，要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进步（随着技术进步，劳动与资本比例中，劳动的比重可能越来越大），或者中性的技术进步（即资本与劳动的比例不变）参与全球化竞争，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更加重要的是，要扩张服务业的比例，特别是发展技术含量高的服务业。
六是正确处理创新技术军用与民用的关系。军用技术创新，从产品的性质看，属于公共产品，其许多保密技术要国家所有，其使用为国防安全公共使用。因此，对其技术创新，如果没有资金来源，一般企业不会投资研发，也无法对其产品化和产业化。但是，技术创新的军用和民用之间，不能互不往来，在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及地区是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的。
一些技术创新可以先军用，后扩散到民用。相当多的科技赶超战略中重大技术的研发，其制约为：技术研发，没有足够和满意的实验和改进领域；商业性公司一般不愿意承担初始研究巨大的沉没成本。因此，一些重大技术的先军用，既可以解决技术创新向技术应用的转化，也可以保证这些技术创新的财力支持，由国家的国防费用来承担先期研发的初始成本。另一些技术，可以先民间研发，先民用，后转移到军用。一些技术由民间研发并且先使用，后由军方使用；还有一些已经在民间应用成熟的技术，可以直接由军方购买知识产权，用于国防和安全等领域。技术的先民间研究和先民用，其优点在于，国防用技术的成本降低，技术研发风险减少。
在技术创新的军用和民用关系方面，除了处理好公共产品与商用产品的关系外，重要的是要引进成本、价值、交易等经济核算和市场调节机制。比如，通过签订保密和一般的技术研发合同，用契约制度来约定技术研发和军用技术需要双方的一般商业供货、时间、质量、规格、性能、价格等关系，也约定技术不能外泄的保密关系。比如，通过军方向民间机构进行委托技术招标研发等方式，可以确定技术创新的成本范围、最优研发者，以及保证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
七是科技人才、企业、社会、政府之间的关系。从各方主体看，实施科技赶超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明确创新者（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等）、企业（包括技术开发型企业）、社会（各类有关科技的社会组织）、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及其相关部门）各自的定位，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1）科技人才是创新的基本要素。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和进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要素，所有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技术转化，都来自于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科技人员的研究、发明和创造等智力劳动，即创新型劳动要素。对劳动范畴也要分一般性劳动要素和创新型劳动要素，后者就是指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等科技人才，即经济学中讲的创新能力和技能的人力资本。就整个国家的创新型劳动要素层次讲，首先，是形成一支有一流水平的基础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队伍。其次，要有一批高素质的高中级工程师等研发和应用人才，与之配套，还要有大规模实施技术的人才，即技术人员。再次，是高素质的专业职工。（2）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往往政府自己在进行创新：选择项目、编制预算、下达任务、进行拨款、审查验收。许多创新成果是市场不需要的，锁在柜子中，不能转化为产品和产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能整合市场需要、创新人才、资本土地、国家政策等各方面要素和关系，组织科技人才、建立研发中心，或者与科研院所交易和合作，根据市场对技术和产品的需要，研发新的技术，将新的技术应用于产品，扩大规模，形成产业和产业集群，从而提高整个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竞争力。
（3）民间组织是创新的社会协调者。有关创新的社会组织存在的功能在于，对于科技人才和科技企业，以及科技活动，有一部分既不能由政府来协调，也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调节，于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需要由社会组织来进行协调。（4）政府是科技创新的推动者和服务者。政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既不能违背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规律，脱离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自己亲自去进行科学研究和自主创新；也不能无所事事，任由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自生自灭。政府的职能和任务，我们认为，有这样几点：一是制定国家、省市和市县（一些重点市县）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战略，规划重点需要突破的一些关键点；二是一些公益性的科学研究项目，公益性和准公益性技术研究项目，包括基础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公益性和准公益性的技术研发机构，政府要出资；三是或者由政府来提出研究规划，下达研究任务，组织力量进行研究，或者委托社会研究组织，甚至是科技企业进行研究；四是提供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体制、政策和政府服务环境。总之，应当定位好科技人才、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各自在实施科技赶超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任务和职能，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整合资源，形成推动创新的合力。
八是科技创新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科技创新中，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市场的作用是什么，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研究和公布长期的科技自主创新战略，确保公益和准公益性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财政投入，保证和增加基础科学和重大科技进步项目的投入，对重大的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和重大的技术创新项目组织国家研究体系，制定各项科技自主创新的财政、税收、人才、产业等政策，对政府各部门出台的科技促进政策进行协调和整合，对一些重大的项目组织联合攻关，督促和引导行业协会制定各种技术标准，制定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和法规，监管专利和技术市场等。在科技自主创新中，政府既不能越位，不能代替企业进行一些技术的自主创新，不能代替市场进行调节，也不能缺位。而市场体系中，企业、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供求市场，知识产权价格、人才薪酬和企业应用技术的预期利润，是技术转换为生产和服务能力的最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其形成的推动力，是市场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它包括知识产权价格和预期利润机制，人力资本的薪酬确定机制，科技人才和技术等要素交易机制，技术转化的风险投资机制，利益分配和专业化分工协作机制等等。
九是科技部门主导与其他部门的协同关系。科技创新，要有大格局科技观念。实际上，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战略，涉及综合规划、教育组织人事、财政、金融、科技研发应用、科技立法等部门和系统。因此，科技创新，由科技部门主导，但是需要与其他部门协同。协同，相互配合，就是大格局科技观念。主要有这样六个方面的协同和配套：从赶超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国家总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相协调，科技部门需要与政府各级综合部门相协同，特别是科技部需要与国家发改委协同；从科技创新的人力要素来看，科技部门要与教育和组织人事部门协同；从需要国家支持的科技公共、准公共性质看，需要与财政税收部门协同；从科技转化为产品和产业看，需要有风险投资、信贷资本、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协同，即与银监、证监和保监等机构协调；从科技应用来看，需要与工信、国资、农林、环保、国防等有关方面协同；从鼓励科技进步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看，需要与立法部门协同。总之，这就是科技的大格局内容。大格局科技，实际就是科技与相关关系的协同和配套。
总之，通过提升第一次现代化的质量，加速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走赶超型的科技创新道路，处理好科技创新中的一些重大关系，通过改革，建立起科技创新的体制和机制，最终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科技竞争力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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